据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记述：商鞅在魏惠王的手下郁郁不得志，因而挟了一部李悝所编的《法经》逃去秦国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但商鞅在赢得秦孝公的信任而在秦国推行变法之前，恐怕自己的声望不能服众，于是，便效仿了吴起的计谋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把戏——“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”，并悬赏重金，招募民众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。有位市民，半信半疑地把这件事情做了，商鞅果然爽快地赏给他“五十金”。这件事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传得整个秦国沸沸扬扬，而商鞅也借此在秦人心目中，迅速地树立起了一个“信赏必罚”的权威形象。
考诸秦史，秦人的祖先在东进过程中，曾先后在关中盆地上建立过五六座都城。而司马迁《史记》中所说的这座“国都南门”又究竟在哪里呢？史学界只知道，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“商鞅变法”，但却不知道，商鞅第一次变法时所在的那个秦国国都，既不在雍州，也不在咸阳，而是在那个鲜为人知的地方——栎阳。
西周时候，秦人的祖先是甘肃南部一个由“殷商遗民”而西迁的游牧民族。自东周初年，秦人的首领因抗击犬戎有功而被分封为诸侯国之日算起，这个昔日从“东夷之地”被放逐到“西戎之角”的野蛮部族，才又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。而其后，骁勇的秦人便开始像潮水般地翻越陇山，杀入关中，用他们的青铜刀剑和战车，从犬戎的手中，夺取了原先属于西周的宝鸡、凤翔、岐山等大片土地。到那位能征惯战、被史书称为“春秋五霸”之一的秦穆公时代，秦国的版图已一度远伸至西北的青海湖边、祁连山下，成为中国西部一个雄霸一方的霸主。
秦穆公去世之后，经过一段两百多年的平庸岁月，为了收复被魏国抢走的“河西之地”，秦献公在即位的第二年便把国都从雍城（今日凤翔）东迁到栎阳，其目的不仅仅是要恢复“饮马黄河”的秦人旧梦，亦隐隐然已含有一种欲与山东六国“逐鹿中原”的巨大雄心了。献公死后，孝公即位，为了一洗“诸侯会盟，不与秦国”的耻辱，其那种“欲席卷天下、包举宇内、囊括四海、并吞八荒”的复仇野心，更是路人皆知。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，才能够更迅速地“富国强兵”？正当秦孝公为此问题而伤尽脑筋时，那位魏国的小吏公孙鞅（即后来的商鞅），恰好挟着一卷《法经》来到了栎阳。
实事求是地说，商鞅是中国古代一个性格很复杂的历史人物。而“商鞅变法”，亦不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喜剧。这场改革，虽美其名曰“变法”，但它的内容却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“法律”的范围，而更多的是涉及那些关于国家政治体系结构、制度、政策等政治性的东西。“商鞅变法”对后世影响最重大的，概括起来主要是这三个方面：第一，君主专制下的“官僚政治”开始兴起；第二，“重农抑商”的社会传统政策开始形成；第三，中国法律史上的“重刑主义”开始抬头。
平心而论，在“商鞅变法”的诸多改革内容和历史影响之中，既有“钳民之口”“杀人如麻”等坏的一面，也有“奖军功、奖耕织”和“车同轨、书同文”等好的一面，既有开启野蛮的一面，亦有推动进步的一面。但他最难辞其咎的便是：他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史上，首开了一种“重刑主义”的先河。他把一个国君的治国之道简化为“刑赏”二字，将人民的命运简化为“耕战”二字，从而，使秦人一生的生活内容，全部被压缩为“耕田”和“打仗”这两件事。他使法学沦为了政治的附庸，使法律变成了官僚的打手，而将“战争”与“刑罚”当成了秦国崛起的动力。通过商鞅的十年变法，秦国的“国”确实是“富”了，“兵”也确实是“强”了，但秦国也由此开始，迅速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自我毁灭的道路。
由此可见，“以刑治国”与“依法治国”之间，真的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回首历史，昔日的一切都恍如过眼云烟。而细思当年，商鞅究竟是在为谁而变法？为什么而变法？他又究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功臣还是一大罪人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只是：自秦始皇横扫山东六国、统一中国之后，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，便染上了一种浓重的、从秦国传入的血腥味。
（文章节选自余定宇《寻找法律的印迹（2）：从独角神兽到“六法全书”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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